其次，再看看明代人的记载：
据黄仲昭《八闽通志·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后居莆田。天圣中第进士甲科。hellip;hellip;以亲老知福州，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 《八闽通志》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性的地方志，作者黄仲昭，名潜，以字行，号未轩，福建莆田人，官至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蔡襄算得上是小同乡。该志成书于明弘治三年（1490），所引蔡襄史料与《仙溪志·蔡襄传》和《宋史·蔡襄传》基本相同。
又据王应山《闽大记·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仙游人，hellip;hellip;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丁口税之半。”明万历初年，侯官（今福州市）人王应山参与以林燫为总裁的《福州府志》纂修，“多所裁定”；又拟定继弘治《八闽通志》之后续纂省志的计划，且已拥有八府一州之大量史料。由于林燫去世，编事遂废。王应山为了不使已到手的资料散失，从万历六年（1578）春至九年（1581）夏，以私家之力编纂成《闽大记》55卷，可视为福建第二部“省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记人物远比《八闽通志》生动、细致，大有助于地方史的考异、发隐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邦文献。
此外，喻政修纂的万历版《福州府志·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庆历间，由左正言直史馆，乞郡养亲，出知福州。未几，改转运使。复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hellip;hellip;嘉祐初再知福州，复疏导附城湖浦”。该志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也没有记载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时有“修复古五塘”之举，只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兴修水利的事情。
综上所述，蔡襄“修复古五塘”的地点不可能在福州，那么，持第三种观点的依据就站不住脚了。正确的答案只能是第二种观点，即蔡襄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莆田“修复古五塘”。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在木兰陂未筑之前，莆田南北洋平原均靠凿塘储水以灌溉。但自北宋天圣间起，大地主陈清等勾结官府，陆续把北洋五塘填为田地，致使沿海田地无水灌溉，常年有种无收，而税赋却依然照征，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此时担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在回家探亲期间，深入实地亲自调查研究，并上疏《乞复五塘札子》：“臣昨至兴化军，访闻得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大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余顷为田，八千余家耕种为业。”由于蔡襄这一疏救活8000余家农民，为家乡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所以老百姓“为公立生祠于塘侧”。
与上述史实相佐证的地方史志还有，明人何乔远的《闽书》和周瑛、黄仲昭的弘治《兴化府志》，尤其是宋邑人李俊甫《莆阳比事》所记载的“蔡襄漕福建，莆有陂塘五所，自豪民请筑为田，塘下田皆为旱地，襄奏古塘，灌田千余顷，可活八千余家，及筑为田才百顷止，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利害灼然，后五塘皆复，民立祀塘侧”相吻合。
倘若说福州学者持“修复古五塘”地点在福州的话，它是有福州明清地方志作为依据的，比如明人叶溥、张孟敬修纂的正德版《福州府志·蔡襄传》载：“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天圣进士，由右正言直史馆，以便养亲，出知州事，始复古之五塘，又奏减五代时州民丁口税之半。升本路转运使，寻以父丧去。嘉祐初，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疏导附郭河浦，以溉民田”。又如清人徐景熹修纂的乾隆版《福州府志·蔡襄传》载：“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天圣进士。由右正言直史馆，乞便养亲，出知福州。始复古之五塘，又奏减五代时州民丁口税之半。升本路转运使，寻以父丧去。嘉祐初，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
事实上，乾隆版的《福州府志·蔡襄传》与正德版的《福州府志·蔡襄传》如出一辙。两部志书都把“修复古五塘”之事放在“升本路转运使”之前，但两志的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并没有记载蔡襄在福州“修复古五塘”，这是它们的矛盾之处。可以说，两书的作者混淆了蔡襄“修复古五塘”地点的前后顺序。
那么，莆田学者持蔡襄“修复古五塘”地点在福州、莆田两地兼而有之，那就更令人费解了，不知道他们依据的史料是什么，出处又在哪里。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恐怕有两点：一是史料可能出自私人笔记或野史；二是写文章走捷径，人云亦云、照抄照搬，以至造成以讹传讹。历史人物研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贵在实事求是，认真严谨，来不得半点马虎。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方家。 （续完）（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