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春天，在湖南首府长沙市，黄震同谢冰莹并肩穿行在红花绿树下，秀丽的湘江景色使他俩心胸一爽，和煦的春风吹散他们流离中的疲乏。
去年冬天，谢冰莹逃往上海后，《申报》刊出通缉闽变分子的名单，她无法在沪立足，柳亚子劝说她潜回湖南。其后，黄震也从鹭岛赶往长沙会面，他俩在患难中经受了爱情的考验，终于结婚了。
谢冰莹应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壁之约，埋头创作二十多万言的自叙传《一个女兵的自传》，此书建国前印行十九版，英、法、日、俄、朝均有译本（1976上台湾制片厂拍成电影），黄震则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空闲时，帮她誊抄手稿、剪贴文辑，喜孜孜听她讲文学，读创作。而谢冰莹也对生物产生了兴趣，经常跟黄震到郊外利用捕虫网捞蝴蝶、捕昆虫，装在置有毒性的玻璃瓶里，然后制成标本。他们还养小鸭子，喂蝌蚪，津津有味地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有时登岳麓山寻兴。他俩象孩子般在江边赛投石子，江面掀起一个个涟漪，他们大笑、高歌、手舞、足蹈。
其后，为了便于读书写作，他们又搬到南郊大椿桥边居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的大本营”，他们的邻居都是“贫无立足之地的穷人”，有算命瞎子、有捡煤渣的、有卖芝糖的、有拉洋车的，还有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难民。
谢冰莹广泛接触到这些贫穷的劳动人民，在《大椿桥的夏夜》中，以朴素的文章记述下他们屈辱受难的挣扎生活，并表示了深厚的同情。黄震也在这里撰写《森林生物学》一本。他们在事业上相互激励，相互尊重，美好的爱情成为推动前进的动力。
1935年初，谢冰莹再次东渡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进修研究班课程，但她仍眷眷不忘留在长沙的黄震，只有鸿雁，才能抚慰她在异邦寂寞的心。
同年3月间，黄震也到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动物学。带去谢冰莹16册日记和近两年为她剪辑的几十万字作品。“想以此催促她好好整理一下”（黄震《湖南的风》后记）。
他俩租居在郊区一片烂漫的樱花林里，孜孜不倦地学习与工作着，还去奥多摩看红叶、观瀑布、登三原山目睹红烟万丈的活火山。
同年4月间，伪满皇帝傅仪前来朝拜天皇，日本侦探三番五次动员他俩去参加欢迎仪式。
谢冰莹厉声怒色地说：“哼！傅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遭中国唾弃的汉奸而已！我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
黄震也昂首叱责：“傅仪是卖国贼，我们决不去欢迎！”
4月12日晚，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把他们定为“思想罪”逮捕入狱。
三周的铁窗磨难锻炼了他们的斗志。他俩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始终保持中华儿女坚贞气节。谢冰莹说：“斗争，更加强了我们前进的勇气，以及我们对帝国主义者的认识，尤其在那种困苦颠连的虎口里，更增进了我俩的爱情，我们是共过患难来的，我们的爱是伟大的，尊贵的”（《又一年》）。
后蒙柳亚子先生致电给领事馆和留学生监督处，他们才得以保释。但谢冰莹坚持八年从未间断的日记以及许多文稿都被没收了。
他俩被放逐回上海后，谢冰莹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写下一本报告文学《在日本狱中》，愤怒控诉日本法西斯暴行，她坚决“宣誓从今以后，只流血，不流泪，生命存在一天，就要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拼命一天，而且要始终如一，革命的精神要继续到最后一口呼吸为止。”这掷地作金石声的誓言，体现了中华儿女一片爱国赤诚。
黄震不仅为她誊抄整理原稿，而且为之撰写“后记”。此书出版后，很快有英、日译本。还将她在东京劫后余稿代为整理成册，题名《湖南之风》出版。他在“后记”中把它作为东京劫难的一个纪念。
此后，谢冰莹和黄震又似浮萍般飘流于桂林、梧州、南宁一带。直到1935年谢冰莹受聘于南宁高中、黄震任职于广西省教育厅生物学视导员时，他们生活才略为稳定。（未完待续）（郑永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