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黄经芳、陈国柱等因领导抗捐斗争而遭地方军阀林寿国的秘密通缉，党组织决定陈国柱离开莆仙，到厦门由省委转介绍回上海工作。王于洁、郑珍（莆一中校友）等转到莆田工作，黄经芳亦赴厦门向省委汇报莆仙情况。
这时，临时省委代理书记陈祖康不顾各地区实际情况，布置全省发动武装暴动。但因当时不具备发动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故黄经芳当即向陈祖康提出：“实力不足，不能执行命令。”于是，陈不但不听忠告，反而给黄扣上“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帽子，并威胁说：“如不执行命令，我将代表省委撤掉你莆田县委书记职务。”黄经芳无法，只好派陈国桢（国柱同胎兄弟）回莆，把省委领导人命令和自己的看法一并向陈天章、王于洁等传达。陈、王同意黄经芳的看法，暂缓执行省委指示。
同年六月下旬，陈祖康被捕叛变。
同年7月3日，省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仍布置全省15个有党组织的县份为闽西、漳属、泉属（莆田、仙游、永春）、闽北四个区域组织农民暴动。对莆仙永的要求是：通过“有计划的发展日常斗争，造成骚动局面，向漳州发展”或称为“发动游击战争与汀漳道之农民斗争相呼应，而以漳州为会合点”。为检查落实以上暴动计划，省委派出“四个特派员分赴闽北、厦门道（即莆仙永）、汀属（即闽西）、漳属四区改组，自下而上改组各级党部”。通过改组，准备在以上四个地区成立特委。黄经芳对省委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认为这是犯左的错误（立三路线），思想上又背上了违抗上级命令的包袱。而由于陈祖康被捕叛变，更使黄经芳感到自己与陈素有积怨，随时都有被出卖的危险，于是连夜搭轮船离开厦门赴上海另谋出路。此后脱党，改名黄震。
1930年，他在江苏省松江中学任教时，除认真教好课，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把所学的这门功课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从而巩固和提高学生学习的知识。课余时间他不是带领学生沿黄浦江搜集水生动物，就是上余山、天目山采集陆地植物，教学生自制动植物标本。
1931年初，他在河北第二师范担任生物学教员时，也是千方百计指导学生利用假日返乡的机会，于保定附近的密城、雄县、满城和高阳等县、区，采制标本。这样做，不但使学生加深理解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而且培养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1931年10月，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担任普通动物学和脊椎动物学两门功课，把课余时间全部用在虫、鸟的科学研究。几乎整天在东湖四周和珞珈山附近的几座山上进行虫、鸟的猎取和观察研究。尤其是两年的暑期，他带学生到厦门、青岛和烟台进行临海水产学习，为学校增加了很多教学标本。这种教学结合实践活动，使学生对生物学这一门功课越学习越有劲头，真正培养出学以致用的人才。
1933年8月，他任厦门中学教导主任兼生物教员。此时，从上海南下的谢冰莹在这里担任语文教员，这两位籍贯出身不同，而经历多少相似的革命青年，从硝烟弥漫的战场退到教育岗位上，相识在鹭江边上。
黄震虽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文学兴趣颇浓，他深为谢冰莹的名作《从军日记》所吸引。谢冰莹的许多创作如《伟大的女性》、《血流》、《抛弃》、《前路》等文章，曾一度成为他精神上的伴侣。谢冰莹笔下那些在黑暗中执着追求，苦心挣扎的倔强灵魂，深深激起黄震的同情。面对着这位身材匀称、结实粗犷、27岁未婚的女教师，黄震更是叹慕不已。黄震忠厚的为人，认真踏实的作风，给谢冰莹也留下难忘印象。尤其是这位长于她六岁、显得沉着、持重的老大哥，对她的生活无微不至关怀，更使她身居异乡感到莫大温暖。黄震悄悄地拨动她心灵的琴铉，共同的思想和追求奠定了他们友谊和爱情的基础。
每当夕阳映红了海滨时，他俩常漫步在金色的沙滩上，拾贝壳，听海潮冲击岸边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他俩议论人生、事业和爱情hellip;hellip;
谢冰莹在《海滨之夜》里写着：“细沙上是这般软得可爱，好象坐在天鹅绒般的地毯上一般，我和lsquo;特rsquo;都躺下了”，“我们是这样快活，毫无牵挂地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里。”
当时谢冰莹课余办个文艺周刊，名《曙光》，附在《厦门日报》上，又同青年诗人方玮德及厦大学生郭芥西、谢文炳等创办《灯塔》月刊、颇受读者欢迎、文学青年纷纷投稿，黄震成为她的得力助手，经常帮她校对清样，夜晚常在昏黄灯下，对坐到深夜。
人生何处无巧遇？革命和文学成为他俩爱情纽带。
深秋，正是田野金黄的季节，他们的爱情之果成熟了。正值（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楷、陈铭枢等十九路军将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政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谢来厦之前曾在十九路军聘任宣传科长，便同黄震赴榕城拜会蔡将军，立即任命她为革命政府的妇女部长，不久闽变失败，谢冰莹被列入通缉名单，匆促逃亡。
那是一个漆黑的黄昏，鹭江卷起阵阵浊浪，黄震悄悄为她提着简单行李，送她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俩在依依不舍中挥泪告别。 （未完待续）（郑永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