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先生在《李世民和袁世凯》一文中说：“鲁迅先生说，再完美的苍蝇，也无非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也毕竟是战士。套用这句话就是，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还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 （《杂文报》2011年5月20日五版）在这里，爱国富民的唐太宗李世民成了搞封建专制的“苍蝇”，而卖国害民的跳梁小丑袁世凯反而却成了什么“民主战士”，你说荒唐不荒唐？！这只能说明任先生自己对中国君主制时代的民主存有偏见，或者任先生心目中的“民主”对今天的民主建设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二者必居其一。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例如在文中，任先生虽然称赞唐太宗李世民“算作我国几千年封建王朝中出现的一个最英明、最完美的圣君之一”，有“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但是笔锋一转，却是什么“但是人们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论他李世民接受什么意见，前提是必须对他忠心”，这真是人一旦有了偏见，就会自以为是，连传统美德也成了攻击的对象！在我国君主制时代，忠君和爱民是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之所以隋炀帝时天下大乱，唐太宗时天下大治，是因为民主是人类社会的阳光，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任何时候都不能少；何时少了，那时人民大众就要行使自己的职权，来个改朝换代。所以，君主制时代的中国不是缺乏民主，而是由于今天国人有时眼力不足，有眼不识泰山，或有些人有意装疯卖傻，把古代中国民主方方面面表现一一扼杀，以售其奸。
之所以中国君主制时代也有民主，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民主既是西方国家的阳光，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阳光，谁也离开不了它。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民主对于我国来说，决不是“稀有金属”，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坚持保家卫国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往来的国家。所以，中国比西方那些霸权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更加民主。例如，唐太宗李世民面对边境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大动干戈，搞霸权主义，而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汉以来的和亲政策，做到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在世界上，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就能这样做，很显然是为兄弟国家树立了榜样。遗憾的是今人老是眼力不足，有眼不识泰山，把老祖宗的那些民主政治说成是什么“封建专制”。所以，只有加大学习历史（包括有关历史研究理论）力度，才能扭转指鹿为马的局面。
又例如任先生说：“袁世凯虽然专权，但他无法把国家作为自己的财产，那时有很多反对党，当时全国注册的政党到达70多个，能与他公开竞争，能限制他hellip;hellip;而大唐帝国绝对属于李世民一家所有，他要将谁杀死乃至满门抄斩、灭绝九族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民众被砍头还要一个劲呼喊lsquo;圣上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rsquo;这就是区别，根本区别。”在这里，任先生信口开河，忘乎所以，竟然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把唐太宗李世民说成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历史事实却是唐太宗李世民知足常乐，忠于职守，继续推行隋炀帝时的科举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为国为民管理好大唐锦绣河山，使中国发展成为那时世界一大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国；而袁世凯却是相反，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却不知足，贪得无厌，老是想复辟帝制，和孙中山“共和”半途而废，到了后来，甚至以出卖民族权益为代价去换取！袁世凯当政期间，由于孙袁共和破裂，一下子政党林立，争权夺利，民族危机更加深重 。这才是二者区别，而且还是“根本区别”！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