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学兄俞兆平教授赠我一册他编的《郑朝宗论世界文学名著》，该书除收录郑先生以往刊过的有关论文外，又发现了尚未见过的6篇先生论世界文学名著论文，20多篇小品散文，弥足珍贵。

俞兆平教授在该书“后记”中提到：郑朝宗先生1910年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父亲郑以琚（号凤翔）20世纪初曾在北京“五城学堂”任职，为总教习林纾看中，请他帮忙抄写译稿，及校正誊清、送交出版等，实为助手矣。故而常出入林府，亲见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天才式翻译小说的实况。如此的家学渊源，先生国学根柢自然深厚。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师从吴宓先生等。

有一段史实颇为有趣。先生1932年报考清华大学时，乃当年该科系福建唯一被录取的学生，他数学卷仅得3分，但语文卷成绩优异，得了满分，所以被录取了。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钱钟书先生1929年亦以数学15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传闻，难怪他俩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两个人都去了剑桥大学。1979年，先生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时，就开设了“钱学研究”专业课。或许，他和钱先生在“破格”及剑桥同学上早就心心相印了。

1951年，先生中断了剑桥学业，匆忙回国在厦门大学任教。据俞兆平教授介绍，此事与当时新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有关。作为先生的门生，先生曾告诉过他，20世纪40年代，先生和王亚南都在上海一家进步杂志《时与文》（周刊）上发表系列论文，王校长写的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他则是欧洲古典小说评论。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默契合拍，人未相会，神却交应。王亚南校长到厦门大学后，便力邀先生归来效力；而先生亦即迅捷启程回国，主政厦门大学中文系。

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就读时，先生复出后，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记得他给我们上了几次外国文学课程，他那沙哑而深沉的福州口音，让人印象深刻。某个课后，我提交了一篇读《包法利夫人》的作业给先生。待到下一节课时，他还给了我，还写了一段评语，大多是鼓励之意。奈何毕业后几次搬迁，这篇作业居然不见了，想起来殊为可惜。

大学毕业，拍毕业合影时，先生作为中文系主任，居中而坐，用如今的话说，乃居于C位。先生着一身盘扣中山装，与其他老师相比，显得更加传统而斯文。心想，先生乃剑桥高材生，则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格调，古意盎然。

我大学毕业后，分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当编辑。1986年7月的一天，我收到郑先生的一封信，提及厦大经济学院一位老师的论文。先生在信中称我“健民兄”，令我诚惶诚恐，此时我已经担任《福建论坛》副总编辑，但对于先生给我的这个称呼实在不好意思接受。名字就是名字，不过一个符号而已，然而在先生的视野里，它确乎已经演变为意识的一个焦点，承担了对于弟子的一番情感与寄寓。在大学时，我与先生的交集仅是课间和课后的相遇，作为学生，我一直视先生为高山仰止。

先生在信中提到经济学院陈克俭副教授一篇研究王亚南学用《资本论》的论文。我想，先生对于当年王亚南力邀他回国效力，依然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1978年12月的一天，厦门大学校园里庄严肃穆，建南大礼堂正在举行一个迟到的追悼会，悼念原校长、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我们列队站在路边，目送着王亚南先生的儿子王洛林教授（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捧着父亲的骨灰盒，送到福州一座公墓安放，中共福建省委为王亚南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我看到郑先生从大礼堂跟着队伍走了出来，站在寒风里。他站直了，面对西天鞠了个躬。现在想起来，他是在为他的老友送行。

1998年，郑先生逝世。厦门大学在群贤楼举行了郑朝宗先生追思会，我受福建社会科学院指派，代表文学研究所在会上念了一篇追忆文，我提到了当年郑先生给我的信。

多年前，我在福州一花鸟市场闲逛，看到一套1953年出版的三卷本《资本论》，当时印数比较少，就花50元把它拿下。拎着书走出花鸟市场，就有一个人追了上来，告诉我，他有一套1955年出版的《资本论》，愿意加价500元跟我换，我婉言谢绝了。这套书至今被我珍藏着。

2022年，我被厦门大学聘为业界专家，担任厦门大学文科期刊中心总编辑。我到厦门大学时，办公室恰恰就在大南路8号“卧云山舍”王亚南纪念馆三楼。我曾数次到楼下参观王亚南和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版本，其中就有1953年版的那套书。

如今，我拜读了俞兆平教授编的《郑朝宗论世界文学名著》，联想到郑先生近四十年前给我的亲笔信，信中提到了王亚南，提到了《资本论》，感慨良多。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倾心于万物的普遍意义，当一个人的思想纹路镌刻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之上，这种意义就可能以多种方式恰当地展示他的思想的瑰丽想象。郑先生是文学家，也是个智者，他的文学生命的栖居之地，或许可以在心里，或许可以在心智之外；但无论如何，他的多维的思想纹路，更会让他大开大合的人生姿态，一直具有智者的强大的吸引力。

202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