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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黄校长
【发布日期:2023-12-08】 【来源:本站】 【阅读:次】

□杨健民

 

上周末,终于有个机会见到了阔别45年之久的中学老校长。

老校长黄文忠稳稳地坐在我边上,一双苍劲的手蟹钳般握住我久久不放。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头,秋风滴溜溜地从他脸上刮过,刻下了一堆皱纹,那里面就是一座记忆之渊——老校长侃侃而谈,几十年前的事件和细节居然记得一清二楚。沿着他的记忆之渊,我打捞到了一些碎片。

1974年我高中毕业,他那时是校团委副书记。记得某个放学的傍晚,他找到我,要我出一期关于加强政治学习的板报。我在家里捣鼓了半宿,第二天就把板报上墙了。他为我竖起了大拇指,从他的表情上,我读出了“慈祥”二字。那时,我想象不出还有比他更加和蔼可亲的笑脸。

黄校长一辈子徜徉在仙游县郊尾中学不愿离开,几次调令让他回到老家福清市,那是个侨领集中、经济发达的地区。他说,郊尾中学是他的第二条根,牢牢扎住了。

我想起了“乡愁”这个字眼。黄校长的生活行为有点像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这个介于两个大洲、两种文化的“不怎么故乡的故乡”的城市里。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说:“在那里生活需要分身——倒不是他的那双眼睛看不过来两边的风景,而是因为这座城市充满了乡愁,也充满了岔路,那里的天空弥漫着两重性的妖魅。”黄文忠校长当年在仙游和福清两个县区来回奔波,不也是在“乡愁”和“岔路”上书写着属于他的历史。当然,随着他在郊尾中学的时间日益增多,他的“乡愁”开始华丽转身了。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了一段时间,就被借调到公社办公室编辑《学大寨简报》。有一天,黄校长来到公社找负责文教的党委委员,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了会儿。他看到我正在读鲁迅杂文集《二心集》,就顺手翻了一下,说:“这里面的《‘友邦惊诧’论》不就是你们的课文么?”其实我是自己复习了一下。那个时候的中学生,知识网络是支离破碎的,我们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知识的孤岛上转来转去……

1976年底,经考试后,我被大队作为推荐对象,参加县里组织的集中考试。黄校长被临时抽调到县招生办工作。考试结束,县招生办要我代表全县考生上台作表态发言。那天下午,面对着全县200多名考生,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斗胆“纵论”了一回,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幼稚。后来,我才知道是黄校长极力推荐我的。虽然我在中学时期的作文还算可以,但那种场合却并非我发挥奇思妙想之地。上大学进了中文系,接受正规的文学训练,我经常会想起那一幕。那天,我在台上看到黄校长就坐在第一排,像个当今的论文答辩教授,会议当然没有那种“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日常烟火气。会议结束后,我心神不宁地走到黄校长跟前,他照样是竖起了大拇指,令我顿生“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的感觉。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我不时从老同学那里,得知老校长的一些行踪。他“惟精惟一”,一辈子只蹲守一个地方,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像他在用自己的生命,一刀一刀地镂刻出隐藏在每一节课之中的平平仄仄,在他生命的田野上,每一位学生都是一粒等待破土的种子。

教书育人求的是宇宙大道,大道存焉。我想用“志归完璞”四个字去概括黄校长的一生,这其实也证明了他内心的一个永恒的渴望。

那天的面谈,就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毫无违和之感。本来以为见到黄校长,我一定会有所羞涩的,因为我的确是多年未见到他了。他对我娓娓谈起,那时的郊尾中学云集了一批优秀教师,有一位是全县仅五位的一级教师,还有几位二级教师。他们都生活在对于教育的纯粹信仰中,有着知识分子那种令人陶醉的感性炽热。我知道其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对于数学怀有一种圣徒的激情,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但我偷偷旁听了他的数学课。有一次他看到了我,就把我叫到宿舍里,让我演算一道数学题。我很快就演算了出来,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数学不是死的运算,它是有灵魂、有生命的智慧。”这句话不由得让我看到了内心深处的一些光亮,因为此时我觉得一些生命的内容,正在或即将由我们分享或分担。

我最终选择了读中文系,但只是“学科转向”,数学的思维“灵魂”似乎没有“转向”。文学这个名词其实是涵义模糊的,它包括着审美、体验等等,旨在建构风格化的个人经验和心灵形式。然而,数学思维一定是潜在地影响着我对于文学和美学问题的体认。我的《艺术感觉论》一书对于艺术感觉的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对于从物理感觉进入到心理感觉,最后上升为艺术感觉的“选择”与“建构”过程的认识——这条论证路线肯定暗合着数学逻辑的理路。中学时代的数学思维训练,最终还是为我的反思性的自我意识,提撕了一道精神的闪光。

人生相逢太匆匆。那天我还来不及跟黄校长谈论这些,我想今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的。我想在内心驻守一种“静谧的激情”,待我的意识进一步萌醒之时,再将我、他人和人生这些触碰个人心灵的内容,跟黄校长好好诉说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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