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这些天，朋友圈被一个小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刷屏爆棚。

于是，不少人就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想到了自己的某位亲友，或是认识的朋友，甚至想到了似曾相识的“二舅”生存的某种环境。

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个外甥只回村三天，就被二舅治好了“精神内耗”；他要是再多待几天，会不会治愈了他心里的所有“内伤”？

我青少年时代在老家生活了二十余年，多多少少也目睹了类似的几个“二舅”。比如我的舅舅，早些年在上海做事，写得一手好字。舅母早逝，他就回了老家，一手赡养外婆，一手拉扯儿子。小时候我去外婆家，他总是手把手教我写毛笔字。但懒散如我者，只学到舅舅的一点皮毛，如今毛笔字依然是一片歪瓜裂枣，只有钢笔字还算差强人意。

我读初中时，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急冲冲地往外跑，问她去哪儿？她扔下一句话：“你舅的右臂被榨龙舌兰的机器卷进去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舅舅以后还怎么写字呢？待我过些日子见到舅舅时，他的右臂锯断了，一圈一圈扎着绷带。他发出一阵苦笑。再过几个月我去看他时，他已经俯身在饭桌上，用左手写字，一笔一划，铁划金钩，毫不含糊。我在边上一边看一边泪目。舅舅说：“我这左手不也写得挺好的。”在此后的每个夏天里，他没有再穿短袖汗衫或背心，而是披着一件长袖衬衫，空空的右臂长袖善舞。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挥舞一下右袖，划了个圆，像一圈彩虹。

舅舅是乐观的，后来他带我去住在不远的一个从上海画院回来的老画家那里学画，画家从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解放后安置在上海画院，后被遣送回乡。舅舅早年在上海做事时认识了这位老乡。当时村里宣传队在排练“样板戏”，我跟着老画家画《沙家浜》的布景，布景是搭架画的，舅舅就站在那里眯着眼瞧着，时不时用左手指指点点，不多话。有一次，他指着我画的“春来茶馆”招牌，说：“招牌有点大，跟舞台比例不合。”我看着也是，对舅舅笑了一下。舅舅居然冒出一句：“树大招风呀。也好也好，这《沙家浜》会火的。”其实舅舅蛮有学问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让我想好久。有一次他突然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不知道该干啥？他就说了句：“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真正的冷暖自知。”

我读大学时，舅舅就殁了。青少年那段时间跟舅舅接触得并不多，他没有治好我的什么“精神内耗”，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个词汇。我只记得他没了右手之后，跟我说了一句：“缺腿少胳膊的人，心里其实是有伤的，但我能挺得过去。”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力量。一次，我带着幼小的妹妹去外婆家，舅舅不知道从哪里摸出几颗糖果给了我们。妹妹一把没抓住，糖果掉地上了，舅舅歪着身子伸出左手往地上一抓，糖果没抓到，一个趔趄，身子就倾倒在地了。我扑过去把舅舅扶起来，妹妹就哭了。舅舅摸着妹妹的脸：没事没事，舅舅这是高兴呀。我背过脸去，偷偷抹掉了几滴眼泪。

比起小视频里的那个“二舅”，我舅舅的生计是要好一些。尽管断了一条胳膊，尽管还是有些落魄，有些潦倒，但他没有太多的怨艾。他说：“苦难和善良是一对兄弟，人可以受苦，但不能变坏。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重要。”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并非来自苦难的希望，这种希望恰恰来自苦难却依然悉数接受和忍耐苦难的心理底气。

我读过余华的《活着》，看过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他们描写的都是苦难。就像爱情一样，苦难是全世界文学叙事的重要母题之一。但是，苦难就一定属于社会底层的人么？其实，即便是富甲一方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苦难，当然，那种“苦”主要的还不在于生活，而在于精神的“痛苦”。根据亦舒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流金岁月》里，那位精言集团的老总叶谨言（陈道明饰），就有着这方面的“痛苦”。

叶谨言在决定辞职，放弃他一手创立起来的精言集团时，与他原来的副手、现在又重新回来的合伙人戴茜（袁泉饰）有个交谈。戴茜以为他是放不下那位曾经当过他的助理的漂亮女孩朱锁锁（倪妮饰），叶总终于向戴茜展示自己手上戴着的红绳，这是她女儿生前留给他的遗物。他对戴茜说：“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敏儿给我留下的最后的东西，是她亲手给我戴上的。她临走的时候说：爸，不要忘了我。”

叶谨言声泪俱下地说：“怪我呀，我就是个凶手，那么小就把她送到国外，其实就是我的虚荣，想让自己的孩子贴个留学生的标签，好有面子。”戴茜一直想知道他女儿的事，叶总告诉她：“她是自杀的。她从小就是个敏感体质，忧郁体质，抗压能力极差，到了国外，也不知道遇到了些什么事情，肯定是不得意，压力很大，所以就魂劳梦断，玉减香消了。”戴茜问他这跟朱锁锁有什么关系呢？叶总说：“这个锁锁跟他女儿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就是这个原因，让叶总一直无法解脱精神上的折磨。

苦难或者痛苦能够治愈人的什么？其实，它们是不治什么“内耗”或“内伤”的，人们无法用另一种版本的故事来自我解脱，至多是从那里挑拨出一些同情、一些恻隐或者一些感喟。所以，有人看了那个小视频后说：二舅不是救命草，他治不好“精神内耗”，况且也没有人愿意与二舅交换一下人生。

人类的公共情感从来不是新鲜的，任何的个人痛苦只有自己“懂得”。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告诉人们：“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是推测。”世间的确有千千万万个“二舅”，但在当下的语境里，我们需要的是反思——因为“二舅”只属于认真“活着”的个体。任何以夸赞的口吻去称颂他的苦难，或者仅仅以同情的目光去注视他，把他当作被尘土碾压的标本，都会把“二舅”沦为鲁迅笔下那个令人厌恶的祥林嫂或者充满讽刺意义的华老栓。

“二舅”很苦很善良，但苦难本身不是什么财富，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治愈，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样子。对一些人来说，仅仅是活着，就需要拼尽全力，因为生命本身，或者说“活着”本身，就是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