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摄

笔者认为，千年来的妈祖信仰史，其主旨体现了儒家崇天，尚忠孝、仁义礼等思想。而推动妈祖信仰形成的主体，主要是社会各阶层对妈祖神迹应验的传播，封建士大夫的积极请封并为妈祖树碑立传，历代帝王基于“护国庇民”的立场对妈祖信仰的导向。

从民间流传的妈祖神迹状况看，尽管渗进了佛道色彩，但我们仍可窥见流传于民间的妈祖的这些神迹没有越出儒家思想这一轨道。其表现在：

体现了儒家的孝悌之道

孟子的“善事父母曰孝，敬弟与兄曰悌”，是儒家的基本伦理观点。“夫孝，德之本也，教化之所由生也。”因此，孟子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孔子对孝悌之道的主张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之道，是封建社会赖以调整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儒家的这一主张，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天妃显圣录》妈祖神迹第二则，便开宗明义地提出妈祖：

“秋九月，父与兄渡海北上，时西风正急，江上狂涛震起，妃方织，忽于机上闭睫游神，颜色顿变，手持梭，足踏机轴，状若有所挟而唯恐失者。母怪，急呼之，醒而梭坠，语曰：阿父无恙，兄殁矣。顷而报至，果然。”这则关于妈祖“机上救亲”的生动描写，体现了儒家“孝悌”之道的真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子女对父母的尽孝，兄弟姐妹之间的互敬互爱是十分必要的，妈祖机上救亲这一神迹，形象地体现了儒家所主张的“孝悌”精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体现了儒家“忠”的精神

封建社会，国君就是国家的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动地描述了国君与国家的儒家观念。宋元明清以来，皇帝对妈祖的褒封，不忘“护国”的宗旨。“护国”的实质起源于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在这里的含意就是必须对国君和国家无限忠诚，这是处理君臣之间的最高道德规范。儒家的尽忠思想是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有力武器。因此，元太祖在敕封妈祖时不忘弘扬妈祖的“忠贞卫国慈惠宁民”的神迹。

在《天妃显圣录》中，妈祖的神迹体现“忠贞卫国”的有：神佑路允迪出使高丽，庇护郑和七下西洋，协助官军征剿浙江温台两州草寇，协助朝廷剿强盗周六四、陈长五。同时在护国战争中，妈祖亦能大显神通，著名的神迹有“涌泉济师”等。明奸相严嵩在朝廷作恶多端，妈祖默佑忠良，托梦除奸。

妈祖上述种种神迹，集中地体现了儒家为国尽忠的精神。

体现了儒家“仁”的精神

仁的范围相当广泛，儒家主张的“仁”，是一种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道德规范，并用这种规范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什么是“仁”？孔子认为“仁即爱人”。儒家这种“仁即爱人”的思想，具有人道主义的精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仁即爱人”这一人道主义精神下互敬互爱，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

妈祖这种“爱人”的慈善心肠，首先体现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出发点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不仁，何谈施仁义与他人？因此《天妃显圣录》的神迹中，对妈祖“机上救亲”的这种“仁”加以肯定，然后通过由己及人，现身说法，张扬妈祖以仁惠民的博爱思想。《天妃显圣录》记述妈祖“危难相帮”，使落难者及时脱险；当民众遇到大旱时，妈祖便给人们带来及时雨；当人们碰到瘟疫流行时，妈祖便施舍神水治病救人；当人们遭逢饥荒时，妈祖就出来赈济饥民；当杭州钱塘修堤时，妈祖也积极参与保堤。总之，妈祖在人们心目中，是儒家“仁”的化身。而妈祖带着“仁爱”之心，施惠于民，这是妈祖神迹为什么能在民间流传千年的原因所在。

体现了儒家的敦化精神

儒家主张以德化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根据儒家的观点，要实现“敦化”的途径，必须崇礼。要实现敦厚崇礼，必须实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恕道。

在《天妃显圣录》54则神迹中，通过对平日扰乱人们正常生活秩序的“神怪”的降伏后给予宽容，并以德感化，使其弃恶行善，从而达到敦化社会风俗的目的。如妈祖的两个陪神，一个“顺风耳”，一个“千里眼”，作祟于西北，在妈祖神力的感化下，弃恶从善，在妈祖麾下服役。这种所谓神力，就是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以德化人。其他如“龙王来朝”“奉旨锁龙”“收伏嘉应、嘉佑”等神迹，虽近于荒诞，但与现实中的社会现象一加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妈祖的儒家“敦教化”的精神，抱着“忠恕”之德，对失足者的挽救感化。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种宽容大度的儒家精神，是妈祖神迹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