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鲁

 陈长城（左）在发现的碑刻前与世界摩尼教专家合影（陈鉴湖供稿）

1988年6月和1990年12月，涵江区先后发现两块摩尼教残碑。经比对,这两块残碑是同一通碑刻的两部分，相接吻合。因为摩尼教在全世界遗留文物非常之少，这通摩尼教碑的发现是当时仅知现存的摩尼教碑刻文物，为研究摩尼教更为翔实的实物佐证，引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前来考察、研究。现就这通摩尼教碑的发现经过和几年来我市学者对它的研究情况作一个回顾，予以存史，或许对以后研究莆田地方史、宗教史有点帮助。

一、石碑的发现

涵江原是隶属于莆田县的千年古镇，商业茂盛，文化积淀丰厚，1984年建区。区政府建在原涵东村铺尾。铺尾是一个自然村（今铺尾社区居委会），古官道从村中经过。这里曾经设过驿站。后来福厦公路从村中荒地穿过，原是一片荆棘丛生、荒塚杂陈的坡地。涵江区政府办公大楼座落在福厦公路旁的坡地上，渐渐地荒地扩建开发为新市区。1988年，莆田老文史专家陈长城（已故）偶然在区政府大楼散步，看看新建设的新城区。他听一位老人说前面荒地上有一块石头，上刻有字，陈先生在老人的引领下上前查看。

在福厦公路93公里标志牌旁边，仰置着一块石板，字迹宛然，显然是块碑碣。这通石碑上部已经残缺，下部有插榫突出，三面打制方整平滑，背面没有加工，碑字丰腴妍润，厚重遒劲，雕琢深至，虽然仅是残碑，碑却没有磨损，刻字锋棱也未消减。他拂去碑上泥土，仔细察看，碑文上有“摩尼光佛”等字，他凭自己的学识认定这碑是摩尼教的历史遗物，是非常珍贵的文物。陈长城先生立即找区文化局，经协调，移入铺尾村的“龙泮社”内珍藏。

1990年12月，有人偶然在涵江区政府礼堂前的水沟上发现一块阴沟盖上刻有文字，告诉文物干部，立即翻开。这是一块略呈梯形的残碑，右边缘比较清楚，下部的断裂也较整齐。可以看到楷书“清净光”三个字和“明”字的上半部。这块残碑的发现处离前年发现的摩尼教断碑地点不到百米之遥，盖在阴沟上，应该是区政府基建时，就近取用废石时移来的。两块残碑字体大小一样，都一样丰腴规整，雍容庄重。“明”字的上半部正与前碑下半字完全吻合，合成一完整的“明”字。可以肯定这是一同通碑的两个部分。很快把它收集合并，合为一体，天衣无缝。

后残碑是前残碑的右上部，两块残体虽然相合，但就全碑来看仍缺左上部。下半部残碑高105厘米，宽 77厘米，厚19厘米，突出榫长60厘米，宽33厘米。右上部残碑最高处74厘米，最宽处53厘米。现存碑文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摩尼光佛。”1988年，陈长城先生就认为完整的碑文应该是：“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16个字。从现存碑文上看还可辨出“至”字的最后一横和“真”字的右边字形。

涵江摩尼教碑发现后不久，在北高后积又发现摩尼教残碑。此碑原竖立于该村头北通后程口的古道上西侧，碑立于3级台座上，通高20多尺。上世纪50年代，群众开山凿石，碑台座毁，碑石移充铺桥石板，截去上段，残高137厘米，宽64厘米，刻文存“光（下半字）明大力智慧”“一（至字底横）真摩尼光佛”，石面风化严重。

在全世界已湮灭数百年的摩尼教，其遗物凤毛麟角，极为稀少，可是摩尼教碑却在短短时间内在莆田相继发现，引发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二、莆田对摩尼教碑的研究

摩尼教碑发现后，莆田地方报纸先后发表有关新闻，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章，作者看到的有：

1990年8月出版的《福莆仙乡贤人物志》（新加坡“福莆仙文化出版社）中刊登陈长城《摩尼教碑刻新发现》长篇研究论文。

《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刊登程德鲁的报道《莆田涵江又发现摩尼教残碑》。

1991年9月，由莆田县宗教事务局打印的林祖韩编写的《莆田县宗教志》（上下册）（第八章民间宗教，第一节摩尼教明教）对摩尼教历史，莆田发现摩尼教碑及研究观点进行阐述。

2008年《福建宗教》第三期刊发程德鲁调研文章《莆田涵江摩尼教碑的发现与探索》。

研究文章的相同点：

1、简单介绍摩尼教的产生、影响，传入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传入福建），摩尼教被消灭情况，摩尼教溶入佛道的情况。

2、一致认定摩尼教是从泉州传入莆田。

3、研究文章的异点：

（1）碑刻上的字，摩尼教碑正文虽然有缺，但大家一致认定应该是：“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直，摩尼光佛”十六字。不同的意见在于边款。陈长城认为涵江摩尼教碑边款上的小字，由于刻得很浅，且剥蚀严重，几乎很难辨别，经他辨识认为文就是“□□□都转运盐使司上里场司令许爵乐立。”

程德鲁认为陈长城先生辨识的字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前三字□□□格不合理，因为残碑左上部缺失，我们根本看不到，无实物为佐证不应该认为它还有3个字。所以前3个空格认为有3个字有点勉强。单是“都转运盐使司上里场司令许爵乐立”已经是完整的句子，可以说明问题。

（2）立碑的年代，陈长城和林祖韩都一致认为从明辨的边款15个字我们可以查出它的历史痕迹。他们引经据典，以志书为据进行研究。

莆田濒临东海，盐业一直发达，历代是为一大财政来源。明宏治《兴化府志》卷十一《户纪·财赋·盐课》载：“国家设都转运盐使司以征盐利”，“上里场盐课司隶福建都转盐使司，而盐课则莆人为之。”清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建置·公署》载：“都转运盐使司公司，在县东北涵头市，元至正间设管勾司，董鹾事，延祐二年（1315）改为司令司。明洪武二年（1369）改今名”，“上里场盐课司在分司内，以幕厅为之，又有下里场，俱附于此。”陈长城与林祖韩在引用以上志书时都认定：延祐二年为1315年，至正为1341年—1368年，改在其后。《县志》是光绪年间补刻本，“正”是补刻的，有讹，应是元初的“至元”或“至大”。

“涵头市”，涵江古地名“涵头”。明弘治《兴化府志》称：“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莆田县古代从地理上分有上里与下里。上里即涵江一带，下里是南部沿海一带。“场”即为盐场。涵江一带上里盐场称为“上里场”，下里的盐场称“下里场”。

陈长城先生认为：莆田县宋末已在涵江设上里盐场。元代设管勾司，董鹾事。元延祐二年（1315）改为“司令司”。明洪武二年（1369）又改为今名（都转运盐司分司）。司令许爵东是上里场长官。那么涵江这块摩尼教碑所立的时间应在元延祐二年（1315）至明洪武二年（1369），上限不超过1315年，下限不超过 1369年之间50多年中。陈先生认为这是一块元碑。

林祖韩先生文中不同意陈先生看法。他认为设于涵头的盐业管理机关，在元延祐二年前它的名称为管勾司，延祐二年开始一直到终元之世，洪武二年，改兴化路为兴化府，可知以司令司改为“都转运盐使司分司”，即明政权在莆田地方接管旧摊子上开始的全面改制。林先生认为：此碑不是元碑而“确为明代之物”。

对摩尼教的研究因为鲜有其人，问世文章也少。莆田发现摩尼教碑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林金岱主编的《莆田宫观》下卷第535页（荔城区宫观名录）：蓇石镇下埭有草庵，建于宋，1996年重建，奉祀摩尼光佛。这是一条很好的信息，或许莆田有更多的摩尼教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