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松

前几天在整理家庭档案时，掉出一本泛黄的小本子，封面上写着“市镇居民副食品补贴证”，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是印制于1985年的一种副食品补贴记账本，用于取消居民猪肉供应后的副食品补贴登记，并由各乡镇食品站负责发放。

说起食品站，给人的记忆就是管杀猪的。最早食品站由乡镇供销社建立，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供销合作社，不仅做好群众生活用品供应，还经营生猪屠宰业务。1955年国家实行生猪经营“一条鞭”政策，原由供销社经营的生猪业务，移交商业局旗下的食品公司经营，山区的生猪业务仍由供销社经营。这些由县食品公司主管的生猪屠宰场，也就相应叫做“食品站”。食品站不仅经营生猪，还从事活禽和蛋类等副食品收购。

还是先从养猪讲起吧。一头从猪市买回的仔猪，养到大腹便便的肥猪，一般要花9至12个月，十二个月再长不大的就叫猪古。养猪用的是自家泔水加米糠，还有番薯藤和水浮莲。每当主人提着装满饲料的水桶来到猪圈门外时，闻到饲料香味的猪猪就会用嘴拱着门板吱吱叫唤。填饱肚子后的猪宝宝趴下就睡，醒了吃，吃了又睡，长的膘也就越快。到了长成一百二十斤以上个头时，大肥猪就可以抬到食品站交售，这叫“出栏”。出栏前主人先跑食品站踩点，看看别人家卖的大猪肚皮有多厚，回去再掂量下自家大猪出栏前该灌多少饲料才合适。第二天请来两个体格健壮的邻居帮忙，把肥猪按倒地上四肢绑紧，然后用碗口粗的大竹棍抬起，在大猪一路嚎叫下抬送到食品站卖掉。

交售大猪先过评级关，食品站配有专门评级员，有经验的评级员只要按按猪脊背，托托猪肚皮，就可以说出猪的等级，评级越高，猪卖的钱就越多，一般猪都会评上四等级，这对评级员来说，好坏全在他的一句话。定下级别后，评级员就用剪刀在猪背上剪出“苏溜码”，凭这“苏溜码”就可以找食品站开具发票，这发票很重要，不仅可以兑取现金和肉票，还是养猪户向生产队报告完成派购任务的依据。如果评级中检出大猪灌了太多饲料，评级员还要作出除掉相应重量的处罚，因此卖猪人总是小心翼翼，向评级员递香烟、赔笑脸，图的是少处罚、多评级。

屠宰业是个辛苦的行当，杀猪人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做好屠宰前所有准备工作，然后把趴在地上的大猪一个抓尾巴，一个提耳朵，按倒在案板上，如同“庖丁解牛”那样，一刀捅下去就解决掉。那时的食品站，每天凌晨都要杀掉几十头猪，赶在天亮前把宰割好的猪肉摆上各个销售店。

宰割好的猪肉主要供应城镇居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由于猪肉匮乏，政府采取凭票计划供应，肉票由县食品公司监制，每张票证面额四两至一斤，每个居民一年可以供应好几斤肉票，遇上春节元旦，政府还会增加节日供应。那年代供应的平价猪肉每斤大概八毛左右，如买一斤肉，需付给八毛钱，再交付一张面额一斤的肉票。

由于肉票供应对象为城镇居民，农民只有靠养猪才能得到奖励肉票，为了获得更多肉票，家里人口多的农户就会多养猪。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农村开始出现私宰私卖现象，农民买私宰肉不用凭票，而且可以随意挑拣部位。私宰现象曾引起主管部门注意，当时公社市管会（工商局前身）一旦得到举报，就会派民兵半夜埋伏在私宰户周边，一听到猪嚎叫声便蜂拥而上抓个现行。

当年的县城关食品站设在东门兜外，城南市场和城北市场设有两处肉铺，群众称肉铺叫“肉架”，由于全城仅有两处供应点，上架的猪肉又不多，要是太晚了有票也买不到肉。因此每天一大早肉架前就挤满买肉的居民。那时候买肉人不能随意挑拣，好坏全凭营业员手中一把刀，因此，营业员成了那年代热门职业，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一嘟嘟，二杀猪，三……”，三是什么忘记了，“嘟嘟”指的司机，当年司机是最热门职业，其次是卖肉的，足见食品行业炙手可热。说来难以相信，那年头大家买肉专挑肥的买，只因肥肉可以用来熬油。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一志愿填报商业学校，图的就是毕业后能分配到油水多多的商业供销部门。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放开，养猪户越来越多，肉品供应越来越丰富，到了1985年政府不再供应猪肉，改票证供应为副食品补贴，即本文开头提到的补贴登记本，按居民人口每月发给补贴款5元，别小瞧这5元钱，当年工资才38元，至此肉票退出历史舞台。1986年，政府又做出进一步改革，取消居民副食品补贴，将补贴款作为工资构成部分，直接打进工资总额发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保证市场放开后的猪肉都能经过卫生检疫，政府将分散各地的生猪屠宰统一集中管理，不少食品站也就成为定点屠宰场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