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涂元渠，笔名枫野，公元1921年2月8日出生于莆田莒溪。我的祖父涂步青，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只读过三年私塾，靠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天赋，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会吟诗作词。老家祖屋粗糙开裂的土墙上会挂一两幅字画，案几上常摆一两本脱页的古书，他的右食指经常习惯性地在左手掌或大腿上使劲勾画，口里还念念有词，他出众的毛笔字和古诗词的功夫竟是这样练出来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他既继承了农民的勤劳与坚韧，又熏陶出了对书的热爱和对文学艺术的兴趣。

父亲一生追求理想。1946年7月厦门大学毕业，接受母校推荐，到光复不久的台湾任教。1949年，他接到莆田地下党的召唤密信，冲破层层封锁回闽，参加闽中游击队。是年9月，奉人民政府之命，出任莆田砺青中学校长。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行政工作不是他的理想，一年后，他请调到泉州一中任语文教师。他对自己的正业——语文教学，做得有声有色，常年教高三毕业班，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并担任泉州市语文学会会长，业余时间则不断地进行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由于他常有作品见之于省内外期刊杂志，加之教学出众，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都要调他去任教，终因中学不肯放人无法成行，直至1981年，花甲之年的父亲才调往福建教育学院，任语文组（后改称中文系）组长（后改称主任），不料几个月后便被病魔夺去生命。

父亲有浓厚的传统文人的审美理念和生活情趣，具备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文学、绘画、书法、篆刻、戏曲、音乐，无不涉猎。教学之余，抓紧每一分钟在他的艺术天地里耕耘。作诗填词、写小说、编剧本、研究古典文学；刻木刻，画国画、水彩画、铅笔画；篆书、隶书、行书、治印；拉二胡、吹口琴、打篮球。但读诗和诗词创作是贯穿他一生的喜爱，年轻时写新诗，年长后写古诗词，晚年则热衷于诗词研究，除了撰写多篇颇有见地的关于诗词的学术论文外，《高适岑参诗选注》是他呕心沥血的最后作品。

父亲极富才情，称得上是位才子。中学时代即尝试文学创作，在厦门大学求学和到台湾谋生时，便以枫野为笔名陆续发表文章。早期以新诗创作为主，偶尔也写旧体诗。那时他朝气蓬勃，以满腔热情呼唤光明，呼唤春天，歌颂劳动，歌颂火，歌颂太阳。《垦殖的歌》是父亲二十几岁时所写的一首长达180行的长诗，他以抒情之笔称颂劳动者的辛勤垦殖以及丰收的喜悦。其实，父亲何尝不是诗中所写的千万垦殖者中的一个，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他垦殖了一辈子。他写诗，写文学评论、小说，也热衷于编写剧本。他创作戏曲剧本《青梅怨》《文天祥》《赵秋芳》等。

20世纪70年代初，一家人被赶出学校教师宿舍，无奈之下，用仅有的一点存款和借来的钱买地盖房子。因为缺钱，以竹代木做梁和椽，建成了闻名泉州城的“竹屋”。父亲在他的七律《自嘲》中用“三椽傍郭僻无哗，竹舍疏篱随处家”表达了他对这个泥土墙竹子顶的“竹屋”的喜爱。在这个竹棚里，父亲写了《竹窗联话》《竹屋日记》等，编写了《竹屋诗词》，并在竹屋设席接待虞愚、文山庄为玑二老，请老师在园中植红梅，与老师互和诗词，留影纪念。被父亲称之为“竹屋东轩”的是一间仅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屋里，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和一张硬板床，墙上挂着一幅虞愚书写的鲁迅诗联：“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父亲非常喜欢这简单安静而属于他的小工作室兼卧室，他将自己关在里头没日没夜地写啊刻啊，累了，看看窗外他种的花草和仅两巴掌高的十来棵小杉树，他盼望小杉树长大成材，替换下竹梁和竹椽。

后来，父亲那闲不住的双手又开始发痒，正如他当时在《自嘲》一诗中说的“哦吟已罢撚须苦，泼墨聊添画纸鸦”。他养起鸭子说要画鸭子，买来蛇皮自制二胡、二胡盒，栽培花木，刻图章。图章多刻毛泽东诗词、鲁迅诗句以及当时流行的口号。为了省钱，他到工艺美术厂买石雕的下脚料，全家人一起锯啊磨啊，家里成了印石加工厂。圆的、方的、椭圆的、长条的，各种形状的印石摆满案头、抽屉和床下。父亲根据石头的形状设计图章的文字和字体，忙得不亦乐乎。

改革开放初期，父亲的诗词创作热情重新燃烧，抒发个人情怀和寄情山水的诗篇进入吟咏范围。1979年父亲到上海参加《汉语大词典》词目释文讨论会，游历了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一口气写下《江南纪游》二十多首，风格明朗流畅，流露出他轻松愉快的心情。此外，父亲还多次往返故乡莆田，会晤青年时代的同学、朋友，谈笑欢洽，酒后都有诗纪之，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是父亲经过几十年磨难之后，重新找到感情依归和人间温暖吧。为了挽回几十年的时间损失，父亲更加勤奋，集中精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在完成了《高适岑参诗选注》之后，还计划撰写《岑参传》和《高适传》，可惜未能实现。

父亲沉吟病榻，说话力气已很微弱时，还惦记着他的文章。有天，侍候床侧的叔叔将才收到的发表《“山栽万仞葱”的“葱”》一文的语文杂志拿给他看，父亲瞥了一眼，只说“妄删”二字就再也无力说什么了。过了十几分钟，他对弟弟说：“我病好了，还要不要写文章?”叔叔知道，“写”或“不写”的这一天不会有了，强忍悲痛说：“不写了，什么文章也不写了，病好了，我们回乡下老家去……。”父亲的生命还在艰难地延续，可就在这一天，他和伴随自己一生的诗词、古典文学永远地割断了联系。

父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假若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肯定会写出更多的文章，取得更大的成就。作为子女，我们当然为父亲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感到高兴，但让我们欣慰的不是他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多少成绩，而是他所爱好的文艺陪伴他一生，帮助他度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生前视学术甚于生命，将学术成果转化为著作出版是父亲生前一个强烈的愿望。因此，《枫野集》的编辑出版，是我们子女为实现父亲生前这一愿望所做的努力。由于父亲走得匆忙，身后留下来的著述，零零散散，搜集起来十分困难。首先是叔叔涂元济将手头保存的文章资料及其著述详细目录交给我们，其后，我们在二三年时间里，为搜集有关资料，跑了上海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南京金陵国际语言进修学院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得到了李国章、苏水延、谢颖、林东海、涂元唏、柯文溥、郑启伍等先生的大力帮助。这些资料包括论文原稿、已发表稿子复印件、学术短文、诗词、日记、书信、书法、篆刻、照片等等。从资料搜集、打印成文到编选成书，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此过程中，我们重温了父亲的文字生涯，认识了父亲生前全身心投入的文学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接受了文学修养和道德情操的洗礼。从父亲1978年至1981年短短两三年有限的日记和书信里，我们读到了他对教育事业、文艺事业的无限热爱以及为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以及对老师的尊敬，对朋友的真诚和对他人的慷慨帮助，对父母的孝和对子女的爱，这些都使我们感动，也激起我们对父亲无比的爱戴、钦佩和尊敬。《枫野集》的出版倾注了我们对父亲的满腔热忱和无尽怀念，希望借此将家族的善良品德和文化传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涂帆，枫野之女，华侨大学岩土工程教授）（涂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