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厚

小时候，我问母亲我的出生年份，她说不知道，只说“你属鸡”。我问她：“你哪一年和父亲结婚的？”她回答说我们和某某夫妻“伦理同庚”。我感到惊讶，母亲没有上过学，竟然会用“伦理同庚”这四个字。过去莆田民间说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撑铺岑，一手撑棺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孩子，是母亲最惊心动魄最辉煌的人生事件和时刻，因此铭记了我们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出生的农历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无关紧要。

那时大多数人是文盲，民间没有使用公元纪年法，但是人们需要在时间和人事坐标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确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价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远处前行。他们无法说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称来记事。这好比用象形文字来取代年份数字。

我从小听老一辈说戚继光在黄石和林墩打倭贼的故事。他们说“戚继光打倭贼‘时节’”，我也从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来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听到的故事唯一有具体年份的是光绪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别严重，很多人家死光绝户。有些瘟疫发生在历史的荒山野村，了无痕迹。

过去无论鼠疫还是霍乱、天花等瘟疫，莆田民间都称之为“坏光景”。人们说“大瘟爷船”下锚在有死人的房顶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后起锚又去下一家。小时候，“大瘟爷船捉”是老一辈的口头禅，有时是恶毒，有时是调侃，但更多的是作为习惯了的纯粹插入语，无任何意义，这都视语境而定。老家村里有一个典故，说那年“坏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几个人，他当时是十多岁的少年，死了没有人收埋他的尸体，两三天后忽然起死回生，活了过来。有人问他死后情形。他说：“我在大瘟爷船上偷拿了‘柴夹’（莆田话，劈柴刀），被他们发现从船上推下来了。”他少年家庭贫困，不识字，老实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后还入了党，后来活到六十多岁。他自己和听的人都说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阅了网络上的《莆田历史大事记》：民国16年（1927）霍乱大流行，单莆田城区3天内就死亡100多人；民国18年（1929）莆田县鼠疫大流行，七步、郊东两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国29年（1940），莆仙两县霍乱大流行。莆田城厢中秋节一天就死亡104人；仙游城关街无行人，死者不计其数。我的一位亲族长辈就是在民国三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抛下寡妻孤女，才23岁。

从土改开始，就有了集体记忆，开始以政治事件为纪年依据。人们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说“土改那一年”。随后是“普选那时候”。那是新中国的民主尝试，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乡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每一户一个人代表，拿着分到的豆子，投到写着候选人名字的盒子里。不认字的由工作组成员介绍哪个盒子是哪个候选人的。这个时候开始，政府规定各家各户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粮食卖给政府，这叫做“统购”。

老家人们称呼土改后那一段时期为“土改了（liǎo）”。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农民们兢兢业业经营自家的土地，农忙时雇用短工，生活逐渐丰裕。不久上级要求土改后分到土地的农民成立（农业）互助组，我小时候就感受到互助组里各个家庭之间友好互助的美好人情。之前各家自耕自给自足时期就被称为“单干户‘时节’”。“互助组”的持续时间很短，大约1954年起，互助组合并为“初级社”，全称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走集体化道路了……

这个时候叫“初级社‘时节’”，不久，就遭遇到粮食严重短缺的1955年。那时叫“粮食恐慌”，但是老家农民们对此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过渡荒。他们常说“过渡荒‘时节’红薯豆渣都没得吃”。同年政府规定土地集体化，“初级社”就升级为“高级社”。到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们称为“公社化”。

时间如鸟儿飞过天空，不留痕迹。人生没有年份数字，艰难凄惨和幸福温馨只以事件名称雕刻在心头。一代代村民，虽目不识丁，温婉之中自有智慧与坚韧在，岁月便把人生酿成了瑰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