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明信

社员在农闲时当挑夫，我在放假中也当了好多回挑夫。把当挑夫所赚到的钱充公，我以另外一种方式给父亲补贴粮票呢。黏土是烧制陶瓷的材料，含沙粒很少，有黏性，透水性差。人们在挖黏土时，先是把地面以下一米多的沙质土壤挖掉，再开始挖黏土，越往下挖，黏土的质地越好。有一种黏土深藏在地下五六米处，呈雪白色的，犹如白肉，又像白薯，人们将这种黏土昵称为“白猪”。“白猪”所在的这一层很薄，正因为稀缺，所以“白猪”是专门用来制作水缸的黏土，在陶瓷坯内外涂上白色调的细釉，烧制而成的水缸也是白色的外观，俨然是农村四目厅中一件高雅的装饰品。黏土所在地距离陶瓷厂有两公里，我每次挑八十斤左右，这一天下来，肩头一片烧灼，以至于到了后头，我只能慢腾腾地挑着，心里老在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陶瓷厂呢。我忽然回想起连环画中那个古代人烧炼金丹的故事：经过九转的烧炼，终于盼来了开炉拨鼎见金丹的时刻。想到这些，想到自己也可以领取陶瓷厂会计发放的一份钱时，我的心中一片亮堂。天黑前，结账了，我领到了三块五角钱。手中攥着毛票，我忙乎了一天，但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这些钱足够买五斤大米，等于我一下子给父亲五斤的粮票！在挑黏土的路上，我还捡到了三块两角钱，最外面一张面额贰圆，接着是一张面额壹圆和贰角的毛票，让我眼前一亮的是，最里头还有一些粮票。这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财，丢失钱和粮票的不是别人，正是陶瓷厂里的一个工人。当我把钱和粮票交给他时，他忙不迭地道谢。最后，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谢意：帮我挑了三担黏土！
“白猪”像白天的蟑螂一样，总是隐藏在土壤的最深处，因为“白猪”的价格贵，所以挑黏土的人争先恐后地抡起锄头拼力挖，像猴子耍大刀一般，胡砍着。此刻，土壤五六米深处好比空心罗汉，被大家掏空，没了肚量，而土壤的表层又好比空心谷子，头扬得老高。突兀的表层土壤出现了裂缝，正是一道决口的河道，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大漏子。很快，表层的土壤山崩地裂，砸向还在下面挖黏土的人，两个社员当场死了。事情来得这么突兀，使大家简直不知所措，逃过此劫的人们惊恐万状，而惊魂未定的父亲则叫我马上离开。从此，我远离了那让人亲切得心痒难挠，又让人恐怖得目瞪口呆的“白猪”！
事情虽然过去多年，但想起那一幕发生在粮票年代的悲剧，想起那时的情景，我还心有余悸，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倒是在接下来中，生产队中的一个老社员，他选择在池塘中挖黏土，把黏土和成泥放在模型里印制长方形的土块，用来盘灶、盘炕、砌墙。老社员挑不动这一大堆的土坯，就雇我们小孩挑，挑四块土坯付给我们一两的粮票。土坯非常沉，一次挑四块，走五百米的田间小路，只累得我们气喘吁吁。几趟下来，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就上家里的自留地，挖了数个地瓜，用衣袖稍微拭擦一下，便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真甜呀。这一天，我们一共挑了三十趟，相当于挑着重担行走一万五千米，而我们的口袋中的粮票也积累到三斤。
社员的口粮都远远不够吃，而粮票更是少之又少，但生产队加餐这个传统却保持了下来。发生黏土坍塌事件后的一个月，生产队又加餐了，只是这次加餐非同寻常。道理其实很简单，以前碰上生产队加餐，大家吃到的都是加包菜的肉饭，而这一次换成了萝卜炒面条。这是社员们第一次吃上萝卜面，真有点“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的感受。实际上，生产队的地里也是头一回种上萝卜，在那个年代里，生产队的地里，水稻、小麦和地瓜之类的主粮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哪理还有白菜、洋葱和扁豆之类常见蔬菜的立锥之地？在社员的强烈提议下，生产队长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将几块地划出来，让社员种上萝卜。这几块地是旱地，被社员公认为鸡肋，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社员的精心照料下，种在贫瘠土质上的萝卜，长势非常好，圆柱形的主根肥大。收成这天，人们老远就看见生产队长乐呵呵地向萝卜地这边走来。他是扁担挑水，心挂两头，一头是萝卜的丰收，一头是社员的喜悦，是呀，人们辛苦了一年，收成的时候都愿意乐和乐和一下。心花怒放的生产队长提出加餐的想法，而这正是社员们求之不得的。没有现成的面粉，生产队长这回是狠下心了，他让社员打开生产队的仓库，把来年的小麦种子扒一些，立马辗面粉，用新面粉炒萝卜面。这下，还在田里头收萝卜的社员们乐不可支了，他们心里头乐得像开了花。菜园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而社员们的话也比平日多了起来，他们的话好比鞭炮掉在火盆里，炸开了。
在粮票年代里，有人趁着生产队农闲时机，开始做小本生意。我家有一个在农场开拖拉机的远房亲戚。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能当上拖拉机手是一件非常体面的工作。这位亲戚为人深厚，他偶而会将拖拉机停下来，拉出一只铁桶和一条细长的软管，然后他用嘴一吸，柴油就从油箱里倒流出来。由于油票远远不够，家里唯一的煤油灯常常断油，我们小孩晚上能读上书，多亏有了这些柴油。他还时常接济我家一些粮票，人在困难时，出现了暗室逢灯绝渡逢舟的出路，总让人刻骨铭心。有一天，他破例在我家坐了良久，好像是建议父亲开个加工厂之类的东西。不久，父亲就把家中的那头牛卖掉。这头牛是父亲的一块心头肉，父亲本指望它犁田，成为一个好帮手，可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的把它卖出去。几天后，父亲把一台磨浆机扛回来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年头里，这台磨浆机为我家赚到了不少的钱，从而把家中粮票的不足弥补上。
收鸡蛋是搞副业中的特殊一种。隔壁邻居家来了一对收鸡蛋的耀边父子，他们用钱也用粮票，交换人家的鸡蛋。耀边对着阳光检验鸡蛋能否孵出小鸡，鸡蛋在米缸里藏太久了，就孵不出小鸡，这类被耀边视为无“环”的鸡蛋，收购价很便宜。这对父子的一对眼睛简直就是一台透视机，有个阿婆把藏了老久的鸡蛋搬出来，并信誓旦旦地对耀边说，你可要看好了，我卖的可是刚下窝的鸡蛋，都是有“环”的。耀边对着阳光朝鸡蛋一看，一下子就戳穿了阿婆的谎言。耀边父子有“环”和无“环”的说法，常常成为生产队社员田间干活时的一个笑料，一副猛料。
夏天的晚上，大家围坐在苦楝树下，听耀边讲天南地北的民谣。这些民谣不是他贫嘴贱舌，随意捏造的，如布帛菽粟，自有韵味。小虫吟咏，萤火隐约，我们开心地玩火柴，火柴梗像条小火龙，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这道弧线将这浑然一体的夜空切成两半。燃烧中的火柴梗似乎长了眼睛，不偏不倚地飞落在耀边的脖子上，疼得他差点从竹榻上滚落下来。“冲着佛爷砸香炉，不上进，还捣乱。”耀边骂道。苦楝树下一阵爽朗的笑声。粮票稀缺，而人们的笑声依旧是灿烂的hellip;hellip;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的田都分到各家各户。大家在种田的同时，也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家庭副业，手头的钱日见宽裕，总算能吃上一口好饭了。就在粮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时，有一天，大队正式通知父亲，公社每年下拨给生产队的十六担稻谷的粮票取消了。十年间，因我家移民插队，公社总共下拨给生产队一百六十担稻谷的粮票。在我的记忆中，这也许是粮票年代寿终正寝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