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必琦，字师韩、司翰，号愧荆，生卒年不详，莆阳维新里南梧塘人，后徙居龙泉村（今沟口龙前村）。《广韵》、《姓氏考略》、《万姓统谱》、《风俗通》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诸书载：颛顼帝之后裔叔安，夏时封于飂（又作廖）国，故称飂叔安，是为河南唐河县南八十里廖姓，其为始封国君，被尊为廖姓始祖。廖姓最大郡望“汝南郡”，早期即出此地，可见当时河南廖姓之荣。一说廖氏出自姬姓，周文王之子伯廖之后裔，以封邑名为氏，这支廖姓，望出“巨鹿”。秦汉之时，始迁往周边地区，到了“永嘉之乱”始，北方廖姓才大举南迁。
闽将乐黄潭《廖氏族谱》载：“廖氏世系之亲，初出自河南，迁居陕西长安祖廖权。权公生于东汉顺帝年间（126—144），为武陵尉，因子廖立入仕蜀国，避入吴地，而后将乐，始焉。继而二十有一世之孙廖前任真州通判，理政清廉，升南剑州刺史。”《兴廖氏族谱》载：“其先祖世居汝南，晋魏南北朝时，因北方战乱，播迁于江南各地。唐时，其祖由江西雩都，避唐末之乱，迁于福建汀州宁化石壁寨。后子孙因乱，又迁顺昌，廖氏居于闽者益众。至宋末，再由宁化经长汀、上杭、永定、而入广东——大埔、梅县、兴宁、五华等地区。”龙岩进贝村廖姓家庙知本堂楹联云：“源出武威汝南，历周汉晋唐宋元明清，世推望族；派盛楚豫闽粤，数公侯卿相名垣督抚，代显伟人。”廖氏在中国大陆各个姓氏中位列第六十二位，在台湾居第二十一大姓，在莆田市排序第六十四位，廖氏占中国总人口中之四百一十万多人。
《莆阳比事》卷一“乌石官职”条载：“仙游县角廖，著作钧之族。”廖钧，仙游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擢宋庠榜进士，官著作郎，守开封府户曹，为莆阳廖氏首登科第者。钧博学通经，文辞奇伟，人称名儒。其族联云：“仙水家声大，汝南世泽长。”民国《莆田县志》卷七载：“宋嘉定间（1208—1224），有廖闳以进士官秀州太守。宝庆间（1225—1227），偕仲子安来莆，卜居维新里。子孙散居南梧塘澄坂、新安塔林、锦墩、东埔、邹曾除诸处。”（按：维新里在县城南七里，村十有一：戴桥、塘东、龟塘、横沟、前黄、郑坂、管墩、木兰陂、上横山、下横山、后廖。“后廖”其地以廖姓得名。）
必琦祖父尧亮，居家孝友，虚怀乐善，励行济贫，有信义，隐居不仕。尧亮传子孚吉，事嗣父以孝闻，与人交，必诚必信。家中落，勇于为义。邻家窃其墙石，孚吉适撞见之，掩门以避，其人旋自愧悔。孚吉家居，则辄闭一室，以诗文自娱，久之，明理笃学，深得圣贤之旨。其节俭恬淡，雅好山水，不乐仕进。孚吉传子必琦，少承庭训，励志勤学，娴于文词。其自奉俭约，耿介尚气节，与人交尽诚，遇危难，急济。廖氏先祖一门忠贞炳蔚，自宋迄明，科名爵禄，蝉联弗替。故其后世子孙尤能韬晦潜隐，历百年而后兴，天之所以祚忠孝者如此，其远且大也。
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必琦应福建乡试，以府学中式。雍正二年（1724）甲辰，莆阳举子俞荔（字硕卿）、必琦赴京应省试，是科会试题为：“四书义：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菽栗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十月初二日，世宗胤禛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直隶安州（今河北新安）人陈德华高中甲科第一人（状元），俞荔、必琦同擢陈德华榜进士，俞荔为第二甲六十八名，官广东长宁知县。必琦为第三甲七十九名，授吏部主事。
座落于维新里横山山麓龙泉（龙前）村之龙泉禅寺，肇建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背山面水，历代僧众甚多，香火道场旺盛，寺中往往成为莆阳诸多学子隐居读书圣地。如明天顺元年（1457），邑人刑部尚书彭韶，早年在中进士后回乡省亲，就到龙泉寺进香，祈求佛祖庇佑其双亲福寿康宁。彭尚书亲眼看到龙喉涌泉，叹为观止，谓本寺为佛家圣地。
雍正二年（1724），必琦登进士第后荣归故里，因其母太夫人崇信佛教，夜梦龙泉寺伽蓝显灵，要求廖母促儿必琦复建龙泉禅寺。以孝顺著称之廖主事遂依慈母之命，抱善乐施，捐俸聘请横山村太学生陈光宝董其事。按旧址进行重建，起盖殿宇，修复山门，廊庑亦略完合，观之者莫不啧啧称叹，喜此寺之再建，重主僧之得人。原来龙泉寺落成，必琦请来了比丘尼理远师太入主龙泉禅寺修行。民间盛传比丘尼常年饮用龙泉圣水后，竟然返老还童，越发年轻，清秀俊俏。故莆阳俗谚云：“龙泉寺尼姑年年十八岁”。后来廖御史为了让生母近寺清修供佛，并把自家的御史府第建在离龙泉寺仅百米处的龙泉村。以其地多植古荔，必琦自号“荔庄”。
康熙后期，官吏贪污，吏治腐败，因为钱粮短缺，国库空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世宗决心惩治政敌，巩固皇权，改革积弊，禁止朋党。并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对王朝制度做了些改革，一是完善了密折奏事制度，二是创设军机处，故处理各类事情能洞察秋毫，一言中的，加强了行政效率。世宗常云：“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且对公忠任事之臣加以重用，必琦以陪奏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充武英殿纂修官。祖父尧亮以孙必琦貤赠翰林院庶吉士，孚吉以子必琦加赠翰林院庶吉士，晋赠翰林院检讨。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世宗在圆明园偶感不适，二十三日子时驾崩。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1736），庙号清高宗。乾隆帝驭臣有术，威柄独操，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笼络的政策，一是编书，开“三通馆”纂修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二是开“四库全书馆”，历时十五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乾隆帝在下令编撰这套丛书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被乾隆批准销毁的书籍竟有三千余种，达六万七千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相埒（等同）。必琦以武英殿纂修官参与其事，从中积累了纂修典志的宝贵经验。必琦旋以翰林院检讨迁浙江道监察御史，多所建白。其撰《初秋送侄南崖旋里》诗云：“徙倚蓬山怅所依，思深却不为鲈肥。秋风一夜樽前话，潞水片航天际归。望阙心悬红日近，还乡眼注白云飞。螭头载笔闻虚左，莫恋乌私戏彩衣。” （未完待续）（|黄祖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