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辱不惊 守志归田
黄仲昭回莆后，仍居住下皋山庄。时隔十载，原有的俱乐亭[24]满目草莱，一片荒芜景象。仲昭呼童仆除草剪竹，“要放南山翠色来”。小亭是当初致仕开建山庄时所构造，虽无华彩，天然风景如画。亭匾出自北宋著名易学家郡雍“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句。仲昭重登俱乐亭观景，感慨万千，诗兴大作。有诗曰：“满目云山俱是乐，古人心与我心同。纷纷宠辱多忧患，真乐谁知在此中。”又曰：“十年失脚走危途，天赋吾真半已芜。今日看山亭上坐，悠然始复见真吾。”[25]为解脱官场羁绊，回归自我天性感到快慰。
仲昭居家，仍以读书著述为乐事。“读罢残书无一事，闲调绿绮和樵歌。”（《下皋俱乐亭匾》之六）。《偶成》[26]一诗则抒发了郁闷的心怀。曰：“萧然一室无余物，短剑孤琴是旧知。闲里偏嫌人事扰，梦中亦怯世途危。久违故旧缘多病，断送光阴赖有诗。天命穷达皆一定，且倾尊酒不须悲。”
一日，读北宋马子才《浩浩歌》，胸次豁然开朗，遂次韵抒怀。自表“天降吾衷吾不昧，讵肯随时徒媕阿（违心随人）。得意饱餐光禄饭，失意归耕南亩禾。”面对大道沦丧，贤哲蹉跎，是非不辨的世道，自己图书满床，烟云绕屋，自认“俯仰乾坤无大疚，吾生所得良已多。神仙涉茫吾不道，别有天地长熙和。”[27]从中而得到抚慰。
黄仲昭晚年，虽体弱常病，依然努力，以余生精力，致力修史。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春，应延平知府孙衍之请，赴南平主纂《延平府志》，历七十日而脱稿。弘治十四年（1501），应兴化知府陈效之请，与周瑛共修《兴化府志》，周瑛纂总志，仲昭领人物志，十六年（1503）书成。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邵武知府夏英恳请黄仲昭赴邵，主纂《邵武府志》，历时十个月书成。又纂修《南平县志》。为福建的方志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明武宗宣德三年（1508）十一月，黄仲昭病卒于家，终年七十四岁。
志节闻名 史著传世
黄仲昭聪敏豪迈，凝远纯笃，平生刻苦为学，博览广涉，追随程朱理学，体用一贯，修身养志。故居官端正直道，严于法守，忧国忧时，而为时所忌。不论在翰苑、在法司、在提学，始终一节，虽屡受遭折，仍不改素志。当年同在翰苑、后为吏部尚书的林瀚，称道他壮年时英英迈往之气，高视无前。振策长驱，略不顾忌，虽触逆鳞、坠深渊，未尝少动其心。到晚年，品操之节，愈加坚定，惟义是视。一生进不求禄，退不避事。[28]刚方而不绝物，辨论商榷，执议不让。
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黄仲昭为兴化府学乡贡、进士题名作记，论及宋代莆阳进士的成就，指出：“仲昭独慕其时元夫巨人，相继而出。为宰辅，则相业光明、宗社嘉赖；为谏官，则议论忠谠、夷夏知名。或侍经筵，则尽启沃之责；或司民社，则效抚字之劳。临大节，则蹈鼎镬而不頋；决大议，则触权奸而不恤。有倡关洛之学，而丕变士风者；有绍考亭之绪，而深入理奥者。虽所遭不同，所就亦异，而其纯正笃实之学，崇伟光大之行，皆卓乎不可及也！”勉励题名者，当为莆田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谓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诸古之所谓循吏。世道隆平，则崇礼让、励廉耻，表然立天下之轨范；万一不幸，则抗节义、殉忠孝、毅然树国家之桢干（骨干）。”[29]
仲昭所举莆阳大臣循吏的崇高学行，实为其心目中的典范，亦是其引以自警自励的仪表。他一生忠诚笃实践行古代士族精英“修身、正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轨迹，亦是其进不求禄、退不避事，穷达行藏、坦然进退的精神支柱。正是如此，黄仲昭的仕途虽不得志，仍然自强不息，潜心著述，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黄仲昭主纂的《八闽通志》，全书八十七卷，十八类，四十二目，每类合八府一州之事，以次列之。体例详整，旁搜博考，为后世福建各地方志所取法，保存了不少前志资料，成为现今福建最早、最为完备的古代省志。作为史家的邑人彭韶序称，“上可以资处分，下可以备资咨，其功云劳而所补不小矣。”“作者有不言之功，观者得开卷之益，而公勤渠（ 殷勤）之意，不虚负矣。”[30]
黄仲昭修史。具有鲜明的史鉴功效。所修黄仲昭，就是为了实现其早年痛感士习民风不古，欲以先哲典范事迹风励后学，以补世道风俗的宿愿。[31]故自认”是书之作，其文则志，其义则资治之史也。”[32]
仲昭与周瑛同修的《兴化府志》（弘治志）是自宋绍熙间，郡守赵彥励主修的《莆阳志》（绍熙志），三百一十余年来的一部郡志，亦是现有最早的一部郡志。全书五十四卷，仲昭作人物传二十卷。编为十类，包括力学践行、师表后进的“儒林”；致君泽民、义安宗社（国家太平无事）的“名臣”；随所任使、克举厥职的“宦业”；事亲从兄、笃于爱敬的“孝友”；委身殉国、舍命不渝的“忠义”；序事纂言、足以达意的“文苑”；怀才抱道、考槃（隐居）自乐的“隐逸”；兴利除害、以惠乡人的“乡惠”；贤母贞妇、足范闺门的“女德”；据土全民、才行陪臣、时危进难、专精一艺的“杂传”。并附载奸佞志，以期官有鉴戒，民有所法守，崇善修恶，以善其身。无不具有典范垂鉴意义，借以端政化民、淳厚风俗。该人物传门类齐备，评论独到。宣扬公忠正义、忧国忧民、仁爱宽和、诚信节义、清廉自守等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有助于士习政风、民间风俗的养成。主持修史的知府陈效称赞该志，“广大毕备，纤毫不遗，事核而理明，初无藻饰附会之说。”叹曰：“志也者，是教我以修正立事也，是教民以济人利物也，是教我以移风易俗也。按志所言，则我之为责益重矣乎！”[33]
《四库全书·提要》指出：“（黄）仲昭官编修时，与章懋、庄昶并以疏争元宵烟火诗，廷杖谪官。当时有lsquo;翰林三君子rsquo;之目。后懋与昶并以聚徒讲学为事，而仲昭独刻意记述，《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县志》、《兴化府志》，皆所编录。故枫山(章懋字）定山（庄昶字）之名，满于天下，仲昭几为所掩。然三人气节相同，居官清介相同，文章质实亦略相同，未可以仲昭笃志励行，不作语录，遂分优劣于其间也。”其实，黄仲昭所修史志，跨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为人所用，其历史价值或远超充任大臣要路的一政之功。
黄仲昭一生著述甚丰，除《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兴化府志》和《南平县志》五部史志，及在江西任上，所编校、裁定的金仁山的《通鉴前编》，朱熹的《通鉴纲目书法》、《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与冠、婚、丧祭礼仪等书外，早年谪官南都公暇，尝校定《晦菴（朱熹）朱先生文集》一百卷，增补被删事状，订正讹误，成为当时较好的一个版本。对儒学经典《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等，亦著文论辨，对前人所论有所发挥。[34]《孝宗皇帝实录》事目亦出其手。[35]现有诗文集《未轩文集》十二卷，为其门人刘节所编，凡文六卷，诗五卷，词一卷，附有诗文、墓志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版《未轩文集》收有《补遗》上下卷，上卷为《兴化府志》后序，人物、奸佞、补遗志引三篇，郡志新增列传三十余篇，下卷为郡志列传论九十余篇。仲昭为文典雅浑厚，语言平易，诗歌清新可诵。《四库全书·提要》称，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颉颃于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
注
[26]《未轩文集》卷九。
[28]黄仲昭《皇明兴化府进士乡贡题名记》（《兴化府志》卷二十八，《艺文志》三）。
[29]彭韶《彭惠安集》卷二。
[30][31]黄仲昭《八闽通志序》（《未轩文集》卷二）。
[32]《兴化府志》，原序。
[33]按，黄仲昭的著述，明何乔远《闽书》本传有扼要的叙述。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为“尝辨《易》卦未济，《春秋》褒贬，《雅》、《风》升降。及编次、或间裁定《通鉴证异书法》，咸有发明。又刊布《冠婚丧祭之仪》以示后学。”考仲昭尝作《读周易》一文（载《文集》卷一《读古录》），对周易“未济”之卦作了辨析；又作《读毛诗》，对周诗因世道升降，导致由雅变为国风，亦加辨析；又作《读春秋》，对孔子作春秋是否寓褒贬笔法，再作辨析。由此可知，校点之误，出于对原文生吞活剥，以致走板乱意。又，句中“或间”乃“或问”之讹，本指其编辑朱子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等书。而“冠昏丧祭之仪”，是指仲昭对冠（年）、婚、丧等祭礼仪式的规范文字（或称制定礼仪手册），加以刊行，指导后学，而非其书名。新编省志本传列举仲昭著述书目，作《辨易卦未济》、《春秋褒贬》、《雅风升降》、《学庸或问》等，更是囫囵吞枣，信口开河。
[34]明·林